清澈的泉水悄无声息的流淌，似乎在诉说着一个陈旧而鲜活的故事，不急不缓，伸展有致，似等待，似呼唤，似挽留，悠悠万事，仿佛一下子全部都凝聚在了池中的赃官亭，矫情的风从五湖四海涌来，就有一个声响从岁月深处跋涉而来，似黄钟大吕，在刹那间奏响，让人如听仙乐，如沐春风，变得眼明身健、神清气爽。两百年来的同一片夜空下，一轮清辉四射的明月，一条波光粼粼的龙泉水沿着利济河悄无声息的流淌，就像动脉血管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叫做三多塘的池子，让昭通这座干涸的城市重新找回了本人的肺，从此，小城便在源源活水的滋养下重新恢复了活力，焕发了气候。

清嘉庆十三年，一纸任命书，将陕西三原举人王禹甸委任到了昭通当县令，当时，昭通并不叫如今的名字，而是叫恩安县，为昭通府的“附廓”，县治即府治，由于地理地位特殊，“锁钥南滇，咽喉西蜀”，地处滇、川、黔三省结合部，是出滇入川的要冲，同时又是鼎盛一时的乐马、金沙、长发等银矿的腹心肠带，这时的恩安早已是远近出名的一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，作为一个十年寒窗、青衿白发的读书人，能在这样的膏腴之地做官真实是一件侥幸和令人高兴的事情。

王禹甸一路兴致勃勃的走来，虽然舟车劳顿，但照旧满面春风一团和气的和同僚们互相寒暄，随机就投入到公事中去，几天巡访上去，王大人再也愉快不起来了，原来偌大一个远近出名的恩安县城，居然不能为它的居民炊饮洗濯提供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水源，每逢天旱少雨，或遇农时抢种，城内就断水，百姓叫苦连天，看到百姓生活如此艰难，王禹甸五内如焚，他翻遍了历代昭通府志及有关典籍，终于从乾隆三十六年，一位叫马洲的贡生的策论中找到了打破口，马洲在管理昭通三策中，明白把处理恩安县百姓的饮水列为“第一要策”，并提出了实在可行的措施和办法，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老百姓的饮水成绩依然没有得到处理，王禹甸真的想不通本人一位又一位的后任，为什么会对全城百姓无饮之炊、无濯之洗居然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保持超然物外的冷静，他真有几分困惑不解了。

王禹甸决计在本人的任期内为昭通人民处理这一成绩，说干就干，他常常带着随从到四乡踏勘，又不耻下问地讨教了当地的遗老名宿，耕农夫妇，结合马州的治昭三策，王禹甸心中就有了底，其实要处理城内的水荒并不困难，虽然水源有限，但只需合理应用还是在大不足地的，于是紧锁的眉头终于伸展开来。他立刻召集地方人士商议，集资，本人带头捐款，于城外东南隅选址，兴修一个大蓄水池，供城区运用。为确保工程质量，这位王大人可谓是殚精竭虑，不遗余力，他精心设计，组织人力，购置器材，组织施工，终于建成了一个大水池。“令甫下，民争之，阅五月而池成，既乃建庙以祀龙神，前列船房，左立仙阁，池中砌石架为歌台”。主体工程告竣，王禹甸为它取了个大雅大俗的名字“三多塘”，老百姓做事喜欢讲实惠，看结果，于是“三多”子昭通便成了多福、多禄、多寿的意思。

“三多塘”易名“赃官亭”，是在王禹甸任满去职后的嘉庆十六年夏天。这一年，昭通大旱，龙洞水已无法引入城中，城内原有的两个水塘早已干涸，幸而有王禹甸倡导建筑的“三多塘”存在，城内百姓才幸免于难，在青大的自然灾难面前，老百姓非常感念当年建筑这个水池的王大人，也不见有谁倡议和号召，仿佛酝酿了许久，又仿佛是在一夜之间，人们就不约而同的把这个地方叫做了“赃官亭”。

此后的两百年工夫里，赃官亭又经过多次修缮和扩建，被辟为公园，而每次修缮、扩建。当事人都要重新命名一番，或叫“城市园林”，或叫“卫泉公园”，或叫“红旗公园”，可以说当时掌管修缮的人是煞费苦心的，特别是光绪甲午年，知府龙文因怕听“赃官”二字，就客观的把赃官亭改为“清光亭”，意为清廷光明。虽一字之差，但其主子嘴脸暴露无遗。可是昭通老百姓心中自有取舍，才不耐烦叫什么清光亭，偏要赃官亭、赃官亭的叫个不停。

天地悠悠，过客匆匆，潮起潮落，一官已去，斯亭长存。

当我们散步在鹅卵石铺就的林荫道上，一边欣赏美丽的景致，一边吟咏着饶起孝所作的“者点水无多，一官已留洁白去；此间尘不染，何人更踏软红来”赃官亭楹联，内心就平生出怀想和思索来。昭通城本身就是一册厚重的史书，虽然历史的脚步匆忙，谱写这本书的人大多没有留下姓名，但头顶的明月和潭里的池水是不变的，尤其是这一池清水，就像一支荡气回肠传唱不衰的歌，在不经意间，早已走进我们的生活，深化我们的灵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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