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久前，我给一群投资银行家做演讲。每当面对商界听众，我总会环视人群并试着弄清女性和男性听众的比例。如果他们是伦敦金融城(City of London)的年轻律师，则女性和男性观众的人数通常大体相当，但如果是资深的银行家或财务顾问，比例甚至会悬殊到1比20。

那天下午，这个比例较以往略好一点——大概是1：4——而当我环顾四周，突然发现自己数错了对象。在这次国际会议上，为数最少的不是女性，甚至不是那些少数族裔——而是年过50的人。

大约200位银行家中，我只看到一位貌似与我年纪相仿的人——而那位是首席执行官。当我穿过金融城往回走，我注视着回家的人们：川流不息的上班族，也都是20多岁、30多岁和40多岁。我只会偶尔碰上一个同龄人，低着头悄然走过。两个看似60岁上下的人使我兴奋了一下，但上前仔细一瞧，他们花哨的带帽夹克和拉杆箱表明，他们是游客。

在伦敦，办公室已难找到50多岁的人，这也许并不新鲜，而我却是后知后觉。可能是因为一个年过55岁的新闻记者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(Financial Times)尚不显得突兀。当FT最出色、最有价值的专栏作家比自己年长整整10岁时，你也就不觉得有多难堪了。

其他部门就不一样了。前几天办公室响起火警，我目视商业部门的同事们排成长队拖着脚步往楼下走。其中我这岁数的员工人数为零。

也许这只能证明警察年轻化的合理性，但我却不以为然。我的几位50多岁的记者同行，每天早上会从圣奥尔本斯(St Albans)和马斯韦尔希尔(Muswell Hill)搭乘列车抵达金融城，他们肯定地说，他们是车上最年长的乘客。

我的一位朋友已经快50岁了，他在一家大型消费品公司上班，他一直缄口不谈自己的岁数，也希望没人注意他。20年前他刚进公司时，还有很多快60岁的同事，那些人还时常配有一名与他们年纪相仿或比他们还年长的个人助理。目前公司已无个人助理一职，管理者们也大都在年近50岁时离职，并能领到一笔丰厚的补偿金。

少数还在从事主流工作的人分化成了两个小群体：境遇好的要么成了首席执行官，要么希望自己成为首席执行官；境遇差的则成功地使自己默默无闻从而躲过了一轮又一轮裁员。

在伦敦的写字楼，大批年过50的人被淘汰，这与原本预计的情况大相径庭。人们理应工作得更久，不仅要到正常退休年龄，还应超过退休年龄。统计显示，过去10年左右，英国超过64岁的劳动者数量已经翻倍。

若说投资银行家、律师和会计师们是例外的话，则没什么让人费解或担忧的。他们快50岁时，已经赚够了钱，在不正常的环境不停工作了25年，他们普遍已不堪重负。他们较少受到年龄歧视，但却是年龄歧视的产物。结束了高强度的工作，他们现在可以花时间做些更有趣的事——要么什么都不做，要么当当顾问，要么开始一种新生活，搞搞摄影或园艺。

但进一步探究就会令人大惑不解。那些曾在企业从事普通的人力资源、市场、或会务工作的50多岁的员工都去哪了？谁雇佣他们？他们可曾领到足够慷慨的遣散费——可有足够的积蓄——再通过四处去挣一点外快过活？

不管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，情势都将逆转，原因众所周知：退休金日渐微薄，人们却越发健康。如果我们活到100岁，就必须工作到75岁来维持生活，那么，大公司将不得不让我们回去上班。50多岁和60多岁的人将迫于生计坚持工作，或者即便失业了，也将另谋他就——也许工资低一点——这样一来，雇主们今后就不得以年纪为托辞而拒绝雇佣他们。

大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不久就会嘲笑自己曾经的小题大做——他们煞有介事地提出，如何取悦被宠坏的千禧一代。

有些年过50的员工已然厌倦了无聊的职场生活，却还得再捱15年，激励他们将是最严峻的管理重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