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者：彩礼不能重“利”轻“礼”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贾骥业 记者 黄冲http://p9.img.360kuai.com/dmfd/__60/t01d1e57c3f62c74084.jpg
视觉中国供图治理“天价彩礼”，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各项措施，逐渐形成抵制“天价彩礼”的社会氛围，但部分地区彩礼仍居高不下。“天价彩礼”为何频频出现？如何解决彩礼难题？带着这些问题，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了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靳小怡。靳小怡认为，在传统婚俗中，彩礼主要起到敦化男女之情、结两性之好的作用，数额并不重要。“这种行为与家庭经济能力相当，重在彰显‘仪式隆重’‘尊重彼此’。”然而近年来，彩礼逐渐呈现出重“利”轻“礼”的倾向，要价不断攀升，导致部分农村家庭成婚负担加重。靳小怡从2008年开始关注彩礼问题。2018年，她所在课题组在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安徽、四川、甘肃等11个省（区、市）开展“百村抽样调查”，对农村男性婚姻花费进行分析。调查显示，2018年上述11个省（区、市）农村男性的婚姻总成本均值是当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倍。在媒人中介费、彩礼、婚礼、婚房等多项指标中，彩礼和婚房的占比最大，表现出“西部偏彩礼、东部偏婚房”的地区差异。2023年年底，受共青团陕西省委委托，靳小怡进行“陕西省城乡青年婚恋调查”。调查发现，陕西省农村男青年婚姻总花费比2018年有明显增加，其中装修与汽车购置费占比仅次于婚房费用，80%以上已婚男性有因婚借贷经历。“从社会学角度，‘天价彩礼’是在私域（个人与家庭）和公共领域对女性的歧视，同时是‘男高女低、男强女弱’的一种反映。”靳小怡说，在消费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，女方彩礼“要价”逐渐提高。“但‘天价彩礼’并不意味女性地位提升，也不能保证婚姻幸福，它带来的是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普遍受损”。靳小怡分析了“天价彩礼”的危害。首先，由于男女比例失调，女性成为婚姻市场的稀缺资源，“天价彩礼”有诱发拐卖妇女的可能，有兄弟的女性还可能成为“换婚”的牺牲品。其次，“天价彩礼”会致使一些家庭因婚致贫、因婚返贫，甚至引发骗婚。再次，由于难以支付“天价彩礼”， 部分男性会经媒人介绍，从经济发展更为滞后的外省娶妻。婚后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较高、婚姻满意度较差。她还在走访调研中看到，近十年来，“天价彩礼”已经影响到农村的初婚年龄，使得30岁以上晚婚现象、19岁以下早婚现象都有所增加。“这是农村男性尽早抢占稀缺资源的策略，也是男性婚姻挤压加重的直接表现。”“天价彩礼”背后，是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。“首先，人口性别失衡带来的男性婚姻挤压是直接原因。”靳小怡指出，1980年以后，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，产生3000万至5000万的过剩男性人口，他们进入婚姻市场后，男性婚姻挤压日趋严峻，彩礼额度水涨船高。同时，在市场化的影响下，大众消费主义、攀比心理进一步加重，高彩礼与“有面子”画上了等号。此外，城镇化、现代化重塑了农村代际关系，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，传统大家庭居住模式被改变，婚房成为很多地区成婚先决条件，再加上物价、房价上涨等因素，彩礼进一步上涨，并呈现货币化趋势。费孝通1938年在著作《江村经济》中指出，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因婚配丧失劳动力的一种补偿，女方家庭又通过嫁妆的形式，将资源注入新家庭。那么，在现代社会，彩礼最终都流向了哪里？它的功能和作用到底是什么？“整体而言，彩礼更多是流入了新婚家庭。”靳小怡解释，现代环境中，伴随家庭少子化与教育程度普遍提升，彩礼更多体现为互惠型代际互助。包括彩礼和嫁妆在内的婚姻支付都是父代对子代的资助，新婚夫妇获得资金支配权以增强独立生活能力。但在欠发达地区农村，彩礼则更多流向了女方家庭作为“补偿”，这则会诱发“买卖婚姻”“换亲”等现象的产生。部分人认为，彩礼是对女性的一种生育补偿。对此靳小怡表示，这是物化女性的产物，只会加重对女性的歧视。“生育，是夫妻的事，也是国家的事，需要夫妻共担、家国共育，这有赖于生育友好、家庭友好、女性友好政策体系的构建。”对于“天价彩礼”， 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，很多地方还提出了“零彩礼”倡议。靳小怡认为，彩礼是中国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，“不建议强制性搞‘一刀切’，要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前提下，让彩礼回归到原本的作用和功能上。”靳小怡梳理发现，当前对于“天价彩礼”的治理手段，主要从规定彩礼婚宴数额等方面入手，多面向女方家庭，短期内可以治标，但长期看难以治本，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、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，进行常态化综合治理。她建议，首先，要宣传倡导“爱情是婚姻基础”的婚恋观，引导适婚青年树立“提升个人能力”“家业自己创”的奋斗观，并面向社区和中老年父母进行移风易俗观念宣传，淡化“父母责任”“养儿防老”观念，加强社会养老保障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，避免过度啃老现象。其次，要提升中西部农村人口教育水平与职业保障，提高婚姻支付能力。同时，彩礼政策要与生育友好型政策对接，建立一揽子的家庭友好型政策。靳小怡认为，彩礼治理关键在于结合当地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，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，不搞“一刀切”“一窝蜂”。短期内，加大对高彩礼问题严重地区的治理力度，实行动态监督与奖惩机制；在长期，应以不损害父辈与婚姻双方权益为前提，以“量力而行”和“自由自愿”为原则，让群众自己来决定婚姻程序和彩礼金额，“这都是个人和家庭的事儿”。彩礼多少合适？靳小怡指出，彩礼应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、物价水平相匹配，没有一定的标准。“量入为出”，满足婚后基本生活需求即可。来源：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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